我从旧书店里买来两本薄薄的诗集，泛黄的纸张有种历史的霉味，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爬家里大书架的情景来。尽管中国出版物的定价和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相比已是出奇的低，但小时候身上没几个零花钱，小城市也没几个有意思的书店，买书基本上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，所以父亲的大书架成了我小时候最喜欢探索的游乐场。再往后上中学了，则喜欢光顾便宜的书店买书，虽然老板声称是大书店清仓的尾货，但是根据错别字出现的概率来说，应当还是盗版书居多。再后来网络购书发达了，书店也去得少了，也嫌书本收藏麻烦，搬家太累，干脆以电子书为主了。
但是书店依然是我很喜欢的去处。试想在安静的小屋里，不同的人坐在书桌前，或端坐或扶额，或惬意或锁眉，身处这样的地方，好像每个人都在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但并不是每家书店都有充裕的空间可供读者休憩，比如昨日，我去了一趟中大附近的“小古堂旧书屋”。数年前在此寻得一本 94 年港版的《何其芳选集》，甚是欢喜。与可供阅读的书店相比，在旧书屋里耐心寻觅则另有一番情趣。
读书时一位老师给我介绍了何其芳的《画梦录》，自那以后我就很喜欢这位诗人，《画梦录》更是读了又读，每当文思枯竭时就会想起《迟暮的花》：
在你的眼里我找到了童年的梦
如在秋天的园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
然后振作起来，胡乱写点什么。那次在“小古堂”找到这本书也是一次意外之喜，就在我翻遍店里所有书架，即将放弃的时候，在一堆不相干的书里发现了这本《何其芳选集》。心情一下就开朗起来。
可是这次到小古堂却怎么也找不到港台版的书了。倒是在书与书的缝隙中找到两本薄薄的诗集，一本是 1977 年的《诗刊》三月号，另一本是 1981 年梁南的诗集《野百合》。
《诗刊》创办于 1957 年，1965 年文革期间停刊，直到 1976 年一月才由毛主席批示同意复刊。我买到的这一期《诗刊》出版时间很特殊：1976 年四月毛泽东逝世，同年六月“四人帮”倒下，华国锋于次年 8 月正式当选主席并宣布文革结束。如此特殊时期出版的《诗刊》，自然全面登载“打倒四人帮”和歌颂华主席的诗文。
像是什么《华主席给韶山造银河》、《华主席和我伲心连心》、《华主席送我一杯水》，以及《打倒“帮八股”发展新诗风》、《这笔账要清算》之类的云云。可以说这些刊载的所谓“诗歌”，除了押得上韵之外，文学性全无，通篇歌功颂德，读起来十分尴尬。
那大抵是个痛苦的年代，我们既不能想象劫难时代的苦痛，也无法缅怀不曾体会过的悲伤。朦胧诗在新的时代里，凭借出色的文笔，暧昧的诗境唤起早被掩埋的自我意识与个人感情。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应当的事情，在那场劫难中，是多么奢侈。
1977 年的这本《诗刊》，虽然远不足以代表当年文坛的窘迫与苦闷，但阿谀奉承与虚情假意却可见一斑。那时候真正坚持创作的作者们真可怜。几年后，梁南这部《野百合》诗集，虽文采远不如朦胧诗派，但从诗文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创作的内容已非常自由。这不得不说已是一种幸运。
身处 2017 年，我们已经是幸运的一代了。
在柜台结账的时候，我和老板说起以前在这里买过一本港版的书，但是今天却找不到港台的旧书了。老板无奈地说：“现在港台日本的书都不给卖了，只有像方所那样指定的书店可以卖。”
我边收下找回的零钱边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
走出旧书屋，我把刚买的《诗刊》拿出来用手机拍了张照片。泛黄的纸张在镜头下更显出沧桑的历史感，正午的阳光有点刺眼，看不清封面上的年代，到底是一九七七，还是二零一七。
17.07.01/下午
于自居
参考资料
- 诗刊
- 书名: 《诗刊》
- 时间: 一九七七年三月号
- 野百合
- 作者: 梁南
- 时间: 一九八一年
- 出版社: 江苏人民出版社